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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评:大学师生关系为何变的如此功利?

【点击数:3699 更新时间:2013-10-09

 “要分数”异化大学师生关系

  不久前,在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,四川大学的刘凡老师(化名)就给自己的学生提前打了一剂“预防针”:到期末考试时,不要来找我要分数。

  “要分数”已成为大学校园里的普遍现象。8月,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71.1%的受访者坦言自己上大学时,身边有过学生向老师要分的现象;41.1%的受访者感觉答应给学生加分的老师很多。

 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,大多数受访学生坦言,和教师沟通、联系,都只是为了让老师“记住自己”,给个好的成绩。


  本应单纯的师生关系,为何变得如此功利?

  考完感觉要挂,就给老师打电话送礼

  上学期期末,在考完一门专业课之后,贵州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余飞(化名)觉得自己可能会挂科。她在心里盘算着:平时老师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,是不是该打个电话,跟老师好好说说?

  在大学校园里,存在一条似乎不成文的规定:如果考完感觉要挂,赶紧给老师打电话。

  进行了一番心理斗争之后,余飞决定以学习委员的身份为全班同学请愿。她拨通了任课教师的电话:老师,这段时间考试太多,大家都在认真复习,但可能没有复习到您的考点,感觉不太好。可不可以请您在改卷时放宽松些,也把平时成绩给高一点?

  “我在出差,等我回来再说吧!”这位老师说完便挂掉了电话。

  余飞瞬间鼻子一酸,眼泪流了出来。她觉得不甘心,又给老师发了条短信。半个小时后,老师回复:“我会考虑的。”

  余飞很高兴:“他回复我,就表示能体谅大家为了其他事情耽误了学习。”后来,班里的同学果然全部通过,余飞也得了73分。

  “我相信,只要你够诚恳、够坚定,就没有攻不下的老师。”北京林业大学的于爽(化名)说。大一上学期,她选修的体育课是太极拳,期末考试却只得 了75分,她缠着老师,硬是重考了两遍,老师拗不过她,只得给了80分。另一个学期的定向越野,她又用了同样的方法,成绩从70分变成了82分。

  “我很佩服自己的厚脸皮,不过没办法,我必须得这么做。”于爽说。她进大学就立志要转专业,因此成绩排名一定要靠前。最终,她如愿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转到了金融学专业。

  也有学生把功夫下在考前,打电话或发邮件向老师索要复习重点,碰到好说话的老师,就能拿到往年的试卷、考试的题型和重点章节等。即使碰到不愿意多说的老师,也会多多少少得到点提示。

  某部队院校边防指挥专业的马君(化名)为了“要分”,则选择了更直接的方式——给老师“送礼”。这个觉悟,则来自同门师兄的提醒。一般来说,女老师就送护肤品、牛奶等,男老师就送烟酒。

  大一下学期有一门专业基础课,马君觉得自己没考好,就拎着4箱“特仑苏”牛奶到老师家里,说了一大堆好话,最终拿到了60分。

  马君有一套惯用说辞,几乎是屡试不爽:“老师您辛苦了,这学期让您多费心了。其实我上课认真听课,考试前也用心复习了,但是可能是用力过偏,考下来感觉不是很好,只能请您多多关照。”

  他表示,“有些教师确实就吃这一套,这也并不算是什么‘贿赂’。”

  要分的学生,大多对学习投入不够

  之所以有那么多学生热衷于“要分”,因为对于他们来说,分数直接影响着评奖、评优、保研、出国、转专业、做交换生、参加夏令营等。

  一门课的分数通常由两部分构成: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。

  对余飞班上同学网开一面的那位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考试的试卷都会严格按照标准答案来改,老师每给学生一分都要有依据,否则就会被视为评卷 不严谨,要受处分。但他也承认,问答题和开放性试题的答案并不固定,只要学生言之有理即可,因此这部分评分受主观层面影响较大。评卷时,他也的确在这些问 题上稍微放宽松了些,“我的题目出得灵活,难度有点大,所以对学生宽容些也是应该的。”


  相对来说,期末考试成绩可协调的空间不多,而涉及作业、出勤、课堂表现、论文、课间交流的印象等多个方面的平时成绩,其浮动区间则掌握在教师手里。

 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,在受访者中,“避免挂科,拿不到毕业证书”(70.9%)和“想把成绩拔高,为评优、保研、出国铺路”(66.1%)是“要分”行为的两个主要原因。

  在有过“要分”经历的山西农业大学大三学生崔明威(化名)看来,找老师要分的学生可以分成三类:一是做社团或学生会工作的,经常跟老师打交道, 在学校里人脉很广,也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;二是申请出国或忙于实习、创业的,没有太多时间用于学习;三是窝在宿舍、网吧里,整天打游戏的。前两类人对分数 的需求很高,第三类人只求“低分飘过”。三类学生的共性,都是对学习的投入程度不够。

  “对于前两类人,老师大都有‘惜才情结’,会很给面子的。找老师的学生,也大都是明白这个道理。”崔明威说,而第三类学生,如果单纯打电话求情,老师一般也不理会,通常为了不挂科,这类学生会更多地把脑筋花在如何作弊、求同学照顾上。

  崔明威就是“第一类人”。他在校学生会和广播站都担任干部,并负责所在学院的不少实践活动,活动在宣传和评比上给学院带来实质性帮助。学院的分 团委书记、分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因此也都认识他。当他成绩不好时,如果是不太了解的老师,就直接找团委书记,通过他的人脉让那些任课老师放自己过关。

  “老师觉得我是个人才,因为做学生工作而耽误了学习是可以谅解的,不会让我这样的学生因为挂科而拿不到学位证。”崔明威毫不避讳,“学生工作做得好的人,都很会为人处事,毕业之后很有发展空间,一点也不比那些‘学霸’差。”

  经常“套磁”的学生会受到照顾

  在“前两类人”中,用心的学生都会在平时就注意和老师“套磁”、搞好关系,这样便能更加轻松地避免不挂科或者拿到高分。

  安徽大学电信专业的陆旭(化名)就是如此。虽然经常逃课,但他却在这方面颇有心得。一次做大学物理实验时,老师抽不出时间去接上幼儿园的儿子, 他立刻瞄准机会,自告奋勇地帮老师把儿子接了回来,博得了老师的好感。期末考试后,他提出请老师吃饭,先是懊悔自己没好好复习,可能考砸了,又委婉地表明 自己不想挂科的想法。老师尽管批评了他几句,但最终还是给了他70分。

  陆旭也表示,并不是所有求情的学生都能让老师买账。“有的同学比较‘懂事’,老师喜欢他,才会给他加分,换其他人就不一定能成。”


  国际关系学院的周宇(化名)也强调,自己平时就注意积极与老师沟通,考试时再向老师求情就不显得突兀。

  “跟老师关系非比寻常的学生都能受到优待,这是个公开的秘密,得到照顾的同学心里都有数,剩下的就只能被蒙在鼓里了。”四川一所重点大学的李历(化名)说,经常和老师“套磁”,或者跟老师做过实验、课题的同学,自然会受到老师的照顾。

  李历也坦言,因为要出国,有时的确是为了成绩才跟老师搞好关系的。比如高数和物理化学两门课,李历都不擅长,他特意经常向老师请教,有时还专门去老师办公室问问题。最终,尽管学得并不是最好,但两门课的平时成绩都是满分。

  在大三的一门专业课上,他感觉考的很糟糕,没想到还没等自己联系老师,老师就主动给他打电话问怎么回事。得知他考前有事去了外地,耽误了复习,老师很宽容,既给他评讲了试卷,又让他重做一次,最终还给了他90多分,比第一次考试的60多分大大提高了。

  这位老师“特殊照顾”的原因,是因为在大一时,李历选修了该老师的选修课,并在一次课堂作业上,让老师对他青眼有加。之后,通过课间闲聊、节假日发短信,他跟老师慢慢熟悉起来。大三,在该老师的专业课上,李历又表现得相当不错,老师就更喜欢他了。

  在李历身边,有一些在他看来比较“高傲”的学生,他们非常优秀,专注于学业,不用靠和老师搞好关系就能获得高分。但他自认为自己不够擅长读书,因此不像这些学生有“高傲”的资本。“成绩不好还不跟老师搞好关系,说好听点叫不懂事,说不好听点,那就是找死。”

  学生认为人情社会就该主动利用资源

  在记者采访的大学生中,反感“要分行为”的学生竟然只有一两个,大多数学生都表示这是正常现象,可以理解。

  崔明威认为,无论是“求不挂”还是“求高分”的现象都很正常。“事实就是这样,中国一直都是一个人情社会,绝大多少人考虑的都是个人利益,没有绝对的公平,只有相对的公平。”

  大一时刚开始接触这种现象,崔明威也曾觉得不可思议。后来见得多了,他的思想发生了松动。他回忆自己在上初、高中时,也会有一些同学主动跟老师接洽,以博得老师好感,有些家长为让老师关照自己的孩子,会给老师送礼。


  “如果我因为没有找老师而挂科,其他人找老师则拿了高分,我肯定不会反感,这是我自己不主动,我该后悔的是没去找老师。”崔明威说,他认为,找老师的学生,其实是在合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。

  他认为,学生向老师求情、送礼,与向官员行贿同理,即使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,但不行贿就会焦虑不安,感觉会被人挤掉,只有行贿才能让自己心安。

  他举自己的例子说,“同理,广播站有些小朋友跟我走得很近,我有资源就会首先想到他们。对于那些不愿意搭理你的人,你肯定也不愿意照顾他。所以,只要你自己不主动放弃和老师接触的机会,任何人都可以争取到这样的资源。”

  浙江大学的王睿发现,“要分”行为随着大家年级的升高,会变得越来越普遍。大一上学期,班里很少有人这么做,“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开了,也没人觉得找老师要分是多么可耻的事情,跟风的人也就多了。”

  王睿了解到的老师中,愿意给学生加分的,以青年教师居多。中年教师、老教授则相对比较严格,认为放纵反而是害了学生。

  “要是遇到固执的好老师,即使送礼也不会放你过。”崔明威说,“首先老师会反感你,其次他们认为放你过其实是在纵容,只会让你继续堕落下去。”

  真正的好老师应该对所有学生负责

  “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,找老师要分数都是不对的,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。”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伟迪老师说,“老师这样给分,有违考试的公平性。”

  他也承认,这种行为在高校里已成公开的秘密。“想要禁止,实属不易。这样的情况多是师生双方私下的交涉,除非学生投诉,外人很少知道。学校即使 要监管,也无从下手。”但对他自己而言,但凡听到与期末成绩有关的电话他就立即挂掉,或者直接拒绝,很多学生都在他那里碰了壁。有同学评价说,黄老师“滴 水不漏”。

  对此,黄伟迪说,“每个学生的平时成绩都是由老师主观评定的,因此老师更要公正地衡量学生的表现,给出其应得的分数。这不是人情问题,而是教师 的职业操守问题。希望老师每给学生一分,都要慎重思量。真正的好老师应该对所有学生负责,而不是只满足部分学生的不合理要求。”


  李历却认为,反对这种行为的人太过绝对了。“人与人的交往肯定带着某种目的。师生相处,最开始肯定是有求于对方的。”他跟许多老师关系都很好,基本都是从向老师请假、问问题、探讨大学生活和就业方向开始的。但他认为,“交流是相互的,这个过程也会逼着你进步。”

  崔明威也认为,“跟老师交流的学生成绩肯定不会差,你有和老师交流的谈资,最起码对这门课要有一定掌握。”他举例说,如果你跟一个历史老师交流,而你根本就不懂历史,那肯定是无话可说的。

  刘凡一直对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在《大学一解》中的一段话感触颇深:“古者学子从师受业,谓之从游。……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,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,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。”

  在四川大学从教20年,他看到师生关系在慢慢异化,“要分”现象则是这种异化的一个突出表现。他建议大学生,不妨真诚地与老师探讨课程、生活、社会问题。“摒弃分数的干扰,少一些利益的纠葛,师生关系会纯粹很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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